第55屆金馬獎剛剛落幕，登上新聞版面的不再是誰是影帝影后，而是哪位影人在台上發表了敏感的政治言論。有人說是以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紀錄片獲獎的傅榆先起的頭，有人則追溯到擔任最佳新導演獎頒獎人的張藝謀，後來許多中國影人的發言開始被無限上綱，也有不少網友在網上呼籲大家能政治與藝術分開，但其實兩者的密不可分，就如同與生活的形影不離一樣。
作品來自創作者的生活經歷，而我們所屬的社會環境多少都受到政治，更明確而言，政策的影響。綜觀所有在國際三大獎項上獲得好成績的作品，多多少少都跟政治與社會有關係。而《血觀音》導演楊雅喆也在臉書上表示：「不要談政治，頒獎給《斷背山》時不要談同志。不要談政治，頒獎給《嘉年華》時不要談校園性侵。不要談政治，典禮上也不要跟文化部長要資源。」
從頒獎典禮看
或許有人會覺得拿紀錄片來論述不夠客觀，畢竟紀錄片本身就是記錄生活，那如果我們去看金馬獎歷年的得獎作品呢？新任影帝徐崢主演的《我不是藥神》探討醫療政策；影后謝盈萱主演的《誰先愛上他的》講述同志議題。這些題材真的都跟政策沒有關係嗎？第49屆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得主《神探亨特張》藉由逮捕穿梭在北京胡同的詐騙分子，揭露社會困苦官逼民反，走上歧路的無奈感。
現在將視野擴張到國際，今年坎城影展得主《小偷家族》提到了長照議題，與詐領老年金等問題；2016年的《我是布萊克》探討的失業給更是直搗政策的荒謬所在。而榮獲過柏林影展金熊獎的《計程人生》與《新居風暴》都是導演將自己國家的社會問題與生活狀態深刻描繪出來，前作的導演還時常被列為該國家政府的禁拍名單甚至限制其出境，這就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了吧。
從亞洲電影看
對台灣觀眾來說，最常拍攝與政治相關題材的國家，無非是與我們有相似歷史背景的南韓。改編自光州事件的三部電影：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、《華麗的假期》和《1987：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都是大家非常熟悉之作，這些作品成功受到亞洲觀眾的關注以及熱烈迴響，但相比韓國而言，香港電影卻時常因為題材被列為禁片。
最有名且最近的例子，絕對是在第35屆香港金像獎榮獲最佳劇情長片的《十年》，由於該片的入圍也讓中國廣電局下令禁止轉播頒獎典禮，報章雜誌上也唯獨不寫劇情長片得主。此現象同樣發生在隔年的《樹大招風》，該片一舉榮獲最佳劇情長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主角等五項大獎，最終報導也只寫上得獎者而未附上得獎作品。
就像金馬獎執委會主席李安說的：「影展是開放的，我們不能說你不能講什麼、怎麼樣，所以不管怎麼樣大家都是我們的客人，不管是本地的、外地的，但是要來金馬獎，我們希望就藝術論藝術，不希望有政治事件或其他的東西來干擾，我覺得藝術是很純粹的，我希望大家能夠尊重這一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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